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《送王船的申遗故事:文化还是迷信? 这次定性了》发现杨正清的地方，离自家剩下约50多米距离。24日晚，邬荣会曾与丈夫通过一个电话，问他何时回家。“他说在村里开会，还要去一户人家看情况。”邬荣会说，习惯了丈夫早出晚归，她睡觉前，把屋檐下的路灯开着，为晚归的丈夫照亮。